孔子的际遇，颇为令人感叹。他的道德学问，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经世致用的抱负，却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孔子似乎也有过对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对于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却未曾有过犹豫彷徨。即便当时无法兴起礼乐以济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孔子一生不得志，至老年仍到处奔走宣扬礼乐之治。五十一岁才开始在鲁国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并未得到重用，从五十四岁到六十八岁，复又在外漂泊十四载。后又回到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其中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孔子对礼乐之治的坚持与当时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权力式微，各国君主聚焦于扩充国家军力以自保或是图霸，根本无暇顾及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