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 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最早见于北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文房四宝出二都，迩来赏爱君与予。”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

宝总是同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生涯相关联，乃是文人雅士挥毫泼墨、行文作画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之说，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如自己的生命或密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人雅士对工具的选择，自然是非常重视的。而传统书具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神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文人士大夫的情趣表达得回肠荡气，乃至于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中国书画艺术就靠着文房四宝这套传统工具来传达中国人的思想、文字、生活与感情，而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业。不可想象，没有自己的书具，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将会是怎样的面目，如此众多光辉灿烂的典籍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流传至今，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将会怎样表现自己的儒雅……

尽管现代文明创造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美的书具，传统的文房四宝仍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并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愈加显示出令人神往的魅力。

作为得心应手的书具，它是文士千金不换的珍宝，是文士书斋生涯的亲密伴侣。在笔耕的风雨生涯中，书具同它的主人分担忧苦，共享欢乐，演出文化剧目中无数的悲喜剧。文士从它们身上感受到大自然无限的妙趣，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悠远以及自己的责任，并以它们为师友。

例如以位于文房四宝之首的笔来说，它一出现，就同古人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意想不到的作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文房四宝，笔居首位。中国的毛笔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古人的心目中，它不只是一支伸手即来、挥之即去的“毛锥子”，而是具有某种意蕴、值得依恋的伴侣，或者说，它本身就代表着文明，是文化人及其形象、事业的化身。尖齐圆健为笔之四德，可以用来描述文士心怀：尖，敏锐的文心；齐，平易的眼界；圆，兼收并容的气度；健，自强不息的精神。

笔是作为一种书写工具而进入文人的生涯。文人把自己的生涯称作“笔耕”，既体现出文人同书具的关系，又能表明这生涯的艰辛。梁代任昉在《为萧扬州荐士表》中说，“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养”是生计之事，“佣书”是替人抄书，借此谋生，“成学”则是副产物，所以笔耕首先意味着清贫。清戴名世《砚庄记》中说，世人把教书卖文称之为笔耕，意即以笔为锄耒，以砚为田供给生计，是贫穷之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自称笔耕，往往有无可奈何的意味。也有的文人把笔耕当作重要的文化事业，而不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或无可奈何的选择。不少家境贫寒的文士为了笔耕的文化事业，不惜出卖劳力，以换取笔耕所需的书具等。

笔于文人是一种耕具，于社会则是一种兴旺发达的象征，所以国家有郑重的赐笔仪式；于家族是发达的标志，于人与人之间是祝福的信物。而且这笔还是爱情的信物。文士之间互赠笔墨等早就成为风气，有关的酬唱之作比比皆是，不外友情和理解之意。

爱好纸笔也被看作是美事。《艺文类聚》引《魏志》说，甄后九岁时，喜爱书写，常用其兄之笔砚。别人为以为然。甄后却说，古代贤德女子都要关心当世之事，不会读书写字，怎么能知道这些呢？民间风俗，婴儿满周岁，父母即陈列多种物品，看其抓取何物，以试其志趣、智愚等，名曰“抓周”、“试周”。男孩列文武之物，女孩则列针红厨具等。其文具自然少不了书具。婴儿所抓取如果合于父母的心愿，这一天必然大吹大擂，宴享终日。

中国文人于笔如此情深，恐怕在其他民族是难以想象的吧。

只要能同笔墨纸砚在一起，就能心通人间天地，与民族文化同在，与沸沸扬扬的时代同在；就能播种希望，收获理想，即使孤独也不乏充实，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光明，在绝境中也能奋起。文人士大夫赋予了书具深沉含蓄的魅力，书具则成就了文人温文儒雅、挥洒激扬的风姿。

书具同文人士大夫水乳交融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书画艺术无与伦比的意蕴，民族崇尚文化的传统则使笔墨纸砚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传中变得愈加完美和精致，即使单独作为艺术品，也可以令人痴迷而把玩终日，作为古玩或摆设，更具有收藏价值。

敬惜书具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启蒙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带有敬若神明的意味。《山谷题跋·子弟诫》中说：“吉蠲笔墨，如澡身浴德；揩试几研，如改过迁善。败笔涴墨，瘝北子职。书几书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临深战战。”大意是说，爱惜笔墨，要像保持身体的清洁或品德的高尚一样。收拾书桌研台，要像改过向善那样，一要彻底，二要完美。把笔弄坏或墨污了什么地方，便是一种失职。搞脏了书案书研，就如同弄脏了自己的面目那样难堪。所以，希望弟子们千万要小心翼翼，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一句话，爱护笔墨，要像爱惜自己一样。

朝廷赐予书具，是一项郑重庄严的仪式，体现出极高的恩宠。人与人之间，互赠书具为人们之间最亲密的表现之一。稍有身分的人死了，随葬品中少不了书具。至今有的地方，嫁妆中也有笔墨等书具，以祝愿生子有文思、文才。这一切，都能体现文房四宝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民族崇尚文化，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历来领导着时代文化生活的潮流。不论在经济繁荣还是衰落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总是主宰着民族的精神。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就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就是社会的风尚，连皇帝也莫能例外。文士不论什么时代，总是以精神贵族自居，或指点江山，或品藻人物，或激扬文字，或超然物外，左右着时代的风尚。文人士大夫的爱好通常成为社会的文化需求，形成了一个时代独有的文化市场，许多笔墨纸砚的工匠、商贾因此参与了文房四宝文化的建设，并留名书册，垂之后世。而文人士大夫的好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的水平。

笔墨纸砚在唐代的类书中有专章记述，显然同文士的社会地位相关。即使文士的命运时有沉浮，笔墨纸砚及文士的社会地位却没受到影响。这表明崇尚文化及文治的精神一直贯穿于民族的历史，塑造着民族及国人的精神风貌。人们痴迷地珍爱自己的书具，则显示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无限依恋。在宋代，富商豪贾有的是，却远不及笔工诸葛高、墨工潘谷等被人尊重，因为他们于文化有功，即能够留名至今。这又说明中国并无轻视技艺的传统，只要这些技艺有助于文明礼治，不背离传统的需求。

笔墨纸砚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一直引导着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在文化昌明的时代，只要一提起笔墨纸砚，人们就会联想到国家的礼治和文明，联想到书香门第的儒雅，联想到典章文物的辉煌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潇洒，等等。总之，它们代表着秩序，代表着身分以及代表着世世代代所崇尚的文化。因此，它们身上体现出不可思议的力量，甚至可以作为偶像加以膜拜，人们为之歌哭，为之痴迷，甚至为之殉身。

不同于宗教偶像的是，笔墨纸砚没有神灵的那种威压，它们本身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物，人们尽可与之亲狎，嘻笑怒骂，庄谐皆宜。人们对它们的感情，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生活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人们珍爱书具，实质上是珍爱自己。笔墨纸砚有许多奇闻异事，不乏神怪的色彩，但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趣、理想和襟怀，从而具有情感或文化的价值。有怎样的社会和人生，就有怎样的情感或文化。

如今，人们又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古代的文化遗产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似乎意味着某种觉醒和寻求。除了专门从事中国书画艺术的人员外，文房四宝也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艺术工作者重视它们，是由于文房四宝同中国的书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离了它们，中国书画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神韵。普通的人喜爱它们，是由于其中包含着无穷的文化魅力，即使不使用放在书斋里作为摆设也让人快意，作为古玩来收藏，也可以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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